从费率之争到垄断之辩 定价机制是关键

6月28日，深圳40多商家出原来打算联合起来，借“内部系统维护”之名再次罢刷银行卡的计划没有付诸。有业内人士相信，这意味着此次以银联消费者价格谈判开始、最终升级为金融业反垄断的事件有望获得解决。

这是国内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银行卡价格形成机制的质疑，也是中国银行卡业用市场经济的“谈判”手段解决各方利益争端的第一次尝试。同时，贯穿事件始终的核心问题——价格合理性一直得不到明确答案，更暴露了银行业长久以来在全成本核算方面的缺失。

星火渐燎原

让人们相信事态有望最终解决的，还有6月23日媒体批露的两条新闻：一是央行将对刷卡费率之争做全面调查，要求包括深圳、重庆等“银商之争”较严重的省市人行分支机构收集本地银行、商家意见后上报；二是深圳商家计划聘请律师团和向央行咨询《银行卡跨行交易收费办法》。

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银商争端”，最初只是个别商户对于银联收取高额手续费的不满之声。2003年12月，成都国美的6家连锁店统一拒绝顾客刷卡，当地费率为0.8%；2003年12月18日，上海最大的家电零售企业永乐家电宣布每逢周二，在其25家门店中集体拒绝刷卡消费，当地费率为1%。

然而，两地商户所期望的银商谈判局面没有出现，事件最终不了了之。

转机出现在深圳。成立于1997年7月的深圳市零售行业协会作为商家利益的直接主张者站了出来。此前，深圳市不少零售商曾单独与银行协商降低费率，但都遭到了拒绝。行业协会的出现使商家的散兵游勇整合为有组织、有规范的集团作战。

银行方面也赶紧接招，派出级别相当的深圳国内银行同业公会作为其整体利益代言人。该协会曾代表深圳17家国内银行，在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之初为建立深圳国内银行利息联盟立下汗马功劳。而深圳政府此刻“保持中立”的态度使事件得以继续发展。

自5月10日至6月初，两个行业协会几度交锋，未分胜负。但第二个有望打破僵局的转折已在酝酿。6月上旬，商家一方“国字号”协会的出马使得原本拘于深圳一隅的争端演化为全国性事件，并蔓延到诸多行业，事态彻底升级为“两大价格联盟之间的角逐”。

从费率之争到垄断之辩

如果说深圳刷卡风波的明线是事件由个体到集体、由地区到全国、由零售到各行业不断扩展的过程的话，它的暗线则是争论焦点从“费率”到“垄断”的转移。转移的最终目标是中国银行卡业价格形成机制的转变。商户要向上整合供应链，要求银行卡业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化定价机制。

事件之初，商户的利益诉求是明确而单一的：降低费率。2004年初，央行调整《银行卡跨行交易收费办法》，其中规定：对一般商户，发卡行和银联网络服务费为交易额的0.7%和0.1%；而对超市等特殊商户，发卡行固定收益及银联网络服务费比照一般类型商户减半收取，分别为交易额的0.35%和0.05%。商户最初正是以此为依据向银行提出降低费率，但银行方以这是内部参考价的理由拒绝了商户的要求。

在5月20日的双方首轮公开谈判中，商家提出从6月1日起，银行将刷卡手续费率在原基础上降低0.5个百分点，同时考虑根据刷卡消费额的增长，及时按比例降低刷卡消费手续费率。但这个要求遭到银行界的拒绝。银行界提出的方案是，如果2004年深圳刷卡消费金额比去年增长60%，刷卡手续费率可打九折；如同比增长100%，手续费可打8折。这个方案也遭到零售企业代表的否决。双方谈判就此陷入僵局。

6月中旬，银联与深圳市国内银行同业公会制订了《深圳市特约商户类别细分》，上报央行深圳中心支行待批。银行业将深圳刷卡商户按不同行业归属重新做出细分，在事实上做出了妥协。细分之后，部分商家的刷卡手续费将会降低，银行方面还将提供奖励方案，根据不同业确定不同行的刷卡消费额数量。如果在一年内刷卡消费能够增长50%，最高可以享受刷卡手续费8折的优惠。

应该说，这是银联与深圳市国内银行同业公会谋求利用行政手段解决问题的一次尝试，但深圳零售商业协会则对其不经双方谈判、磋商，单方面制订新的刷卡消费收取细则提出质疑。在这一轮争论中，中国银行卡业价格形成机制的尴尬状况也浮出水面。

就定价而言，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政府定价、一是市场定价。

如果深圳的银行卡刷卡费率需要上报主管部门，并且批准之后才能执行，那就意味着银行卡刷卡收费标准属于政府定价。而作为银行业的主管部门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应该并有权决定商业银行一个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如果是由市场定价，市场价格应是买卖双方商讨后制定，显然银行单方面拿出方案的做法是不合适的。

但针对银行的新方案，深圳零售商业行业协会6月15日发布的声明则指出：“我们始终认为此次银商双方的争执，不仅仅是一个降低手续费率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希望打破垄断，从根本上解决双方的争执。”零售商方面确认垄断的依据是：一个城市只有一个银联，而且标准是由所有17家发卡行与银联关起门来共同商定，统一定价。

很显然，商户对由银联一家代表国内银行与商户谈判决定费率的方式十分不安，希望让银联退回后台，仅作跨行交易平台收取应收的手续费，银行卡消费的手续费率交由商户与各发卡行自行协商。

站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交接处的中国银行卡业，受到了几乎完全市场化的零售业对其价格形成机制“非市场化”的强烈质疑，这种质疑在2004年3月的“借记卡年费”事件中曾经出现过。这一次，它被更明确地提了出来。

回顾海外银行业发展历史，垄断与反垄断之音一直就是伴随银行业成长中的重要音符。1970年代美国双联制的形成，正与司法部反垄断局拒绝就银卡联盟的排它性规则表态有关。而1996年10月开始的Wal-Mart案和1998年联邦司法部诉两大银卡联盟案，对银卡业格局的影响也将是深远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大讼案的核心依据都是美国第一部反垄断法《Sherman Act》。

对中国而言，虽然《反垄断法》还是未落地的“胎儿”，但其对中国银行卡业未来格局的影响不能忽视。而在《反垄断法》尚未出炉时，政府此次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都显得非常关键。这不仅关系到银联未来的发展方向问题，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中国银行卡业的整体格局。

遗留的两个问题

成本核算几个月以来，银商双方都给公众算了很多账。最常被提及的有两个：从商户一方看是“深圳市2002年刷卡消费额为70亿元，2003年为165亿元，增长幅度为135%，银行收取的手续费也同步增长135%。而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仅16.2%，即商家营业额的增长仅及刷卡消费额增长的1/9。

从银行一方看，则是“设备成本、维护成本、人员成本等等，仅2003年就亏损了700多万元，经过数次下调，深圳银行卡手续费已从以前的3%降到目前的1%，整体上无下降空间”。

似乎双方都是退无可退，只能背水一战。但其实任何一种交易，都必然有妥协的空间，否则交易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这个妥协的空间就在双方的成本收益差上。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么多账的中间，银商任何一方都没能对银行卡业务进行清楚的成本核算。银行卡收入一共是多少？银行业的设备投入、日常维护等成本到底是多少？银联刷卡业务的利润究竟有多少？都是一笔糊涂账。这也是央行为什么近期要进行调查的原因。

持卡人权益缺失另一个遗憾是在“持卡人—发卡行—商户—收单行—银卡联盟”这个利益链条中，持卡人权益的缺失。整个事件成了“银商”之间的“孤独舞步”，最大的利益相关者持卡人却成为银商双方相互挟制的筹码。这在一个健康的银行卡业环境中，这是不可想象的，有识之士已经由此提出了对中国银行卡业发展的担忧。

作为一个非常特别的个案，“银商争端”一波三折、峰回路转，是中国银行卡业历史上少有的戏剧化事件。它从利益分配、法规建设、民主博弈等多个维度展示了中国银行卡业各个方面的问题，成为诞生近20年的中国银行卡业的一幅全景图画。其标杆意义引人注目。 (数字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