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卡市场：“方寸”之上的战图(2)

当心，“太极功夫”柔杀技

五大困扰

尽管中国银行卡市场显示出诸多诱人商机，但不少国外媒体和研究机构仍提出了不少质疑，并警示那些热情高涨的金融机构，称他们向中国挺进的道路将会荆棘遍地、障碍重重，而且还会时常“深陷重围”。

当前一些有意进入中国银行卡市场的外资金融机构也表示疑虑，即使是花旗、VISA这些先驱也难免一肚子“苦水”，有人甚至称自己走向中国之路是艰苦的“长征”。显而易见，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中外双方更加激烈的政治、文化、利益等多层次近距离的冲突与碰撞在所难免。外资金融机构的种种顾虑与担忧，大致可归纳为五个方面。

“政策与本土保护主义”

美国财长鲍尔森最近因为“过于理解中国”而受到参众两院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质疑，有政客指责他是将中国当作他(高盛时期工作)的国际客户。鲍尔森中国之行任务艰巨，他必须表明“外界已经不能再给中国太多时间去令外资金融机构等待”。

据悉近期有一份100多页的报告出炉并将于近日递送美国国会。报告阐述了对于中国市场不能全面开放的关注与担忧，并呈现了诸多“事实与数据”以证实中国人在市场开放上“有倒退情形”。报告同时敦促美国出台相关对策与实施计划来“解决难题”。

一些外资金融机构担心WTO之后中国开的只是一扇“旋转门”--转过一圈之后你会发现自己仍然在门外。有些报纸称《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是在拆除一面墙的同时，又增设一道障碍围栏。新条例规定的时间表“拖延了他们入市的时间，令很多准备抢滩的外资陷入搁浅之地”。一些观点则称条例带有歧视性因素，使得规模较小的外资金融机构甚至没有申请注册的资格。

正在酝酿出台的新《银行卡管理条例》是能否允许外资用自己的支付结算体系？外资金融机构拭目以待。中国现行政策规定：信用卡利息利率每年8%，最高透支额为5万元。外资金融机构透过媒体对这种“法定利率”表示质疑，认为这种“一刀切”的政策规定与信用卡运营需要的商业环境十分不适应，并造成操作困难。他们一贯认为，利率、价格应该由市场决定，信用卡的利率以及额度要根据客户基本情况以及持卡表现来设定，并在运行过程中不断调整变化。“目前中国的政策性限定有违市场原则。”

一些国际性金融机构认为他们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提供国际品牌，但力争本地化。但是这些国际卡服务商依旧表示难以融入本土文化，始终被认为是“外来侵略者”。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认为，将外资银行当作“民族品牌的对立面”，这是利用“民族”当挡箭牌，实际是曲解国际化，忽略了市场开放公平竞争的初衷。“中国庞大的个人支付体系与清算体系的经营管理权将很可能受制于人，这将大大削弱本国政府对个人支付系统的监管权利”云云，这些被外资金融机构评论为典型的“曲解”语言。

“官僚作风与腐败案端由”

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还担心，中国的官僚作风会进一步“拖延他们申领执照的时间”。美国媒体也报道了近期有外资金融机构由于无法得到所需的多重环节审批，致使金融产品延期上市，最终关闭办公室，撤出在中国的运作。

在此时刻，老话又被重提。“中国过去的借贷业务多针对国有企业，对于银行来说，因为是政策贷款而无需考虑借贷风险或偿还能力。生长于这样环境的行业从业人员无疑缺少银行卡运营中必须拥有的对风险特有的敏感与责任感。”他们认为，这样的业务人员也很难“嗅到”那些充满活力的私营企业身上不断显露出来的商机，“同时，对于个人销售，他们既缺乏服务精神也不具备市场经验，再加上缺乏消费者贷款信用分析系统的支持和有效的风险管理技能，很多新类型消费贷款很容易变为问题贷款。”

近一时期爆发的金融业腐败案件也被西方媒体用来说明“中国一些银行从业员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忠诚度远大于对市场以及他们自身所负有的银行职责，许多地方商业银行支行经理可以不顾风险、不考虑回报按照地方政府的指意行事，这些行为对于很多西方银行来说都是犯了大忌。”半年时间里，浦发行1.26亿问题贷款违规操作，中行河南沈丘县支行发生1.46亿元银行承兑汇票诈骗案，交通银行再曝2亿元诈骗案。国外研究机构认为，中国银行监管保证数据的准确与公正性不仅是向世界展现公信力，更是中国金融业健康运行的重要保证。

系统匮乏与信息不可靠

信息是否有效？这被看成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银行卡市场运营的一大“陷阱”。外资金融机构表示不可思议的是，“不要说客户数据，有些中国国有银行甚至连自己的业务数据也无法追踪。”麦肯锡的相关报告中指出，他们发现某国有银行竟然花了一个月时间会见当事人、寻找拼凑“记录”，并以此来评估他们在贷款上的损失。国际金融业界规定使用的标准化财务记账常常只在一些上市或大型金融机构中被使用。“这些问题都将严重干扰银行卡业务的有效运营。”

此外，系统信息不能共享是当前银行卡特别是信用卡运营的一大瓶颈。不具备相对独立的信用服务机构，银行等金融企业很难准确收集处理客户信息，并让这些信息成为银行间乃至全国共享的信息资源，“这些问题无疑会成为很多外资金融机构到中国经营银行卡业务的掣肘难题”。

缺少这种信息共享资源，给银行为客户设定初级限额带来困扰与风险，银行因此往往需3到6个月时间，根据交易数据记录来建立模型、评估最佳信用消费者，以便对那些有价值的客户提高信用卡限额。在这方面，中国很多银行不知道如何收集早期的用户信息，以及怎样评估风险，更缺乏共享的信息资源来支持运作。

这种信息系统的联网与信息资源的共享对于银行卡的普及应用至关重要。如今到中国商场购物仍然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形：一堆终端机叠落在一起，不同卡用不同的终端机，这令柜台服务员感到麻烦之极，持卡消费人也是一头雾水。这样的操作，令零售商在终端机的投资费用也很高。“虽然如今中国已经建有12个主要城市的支付网络，在这些城市银行卡可以自由地在不同的银行使用，刷卡终端信息可以共享，但是这种共享还远远不够，还必须建立更大范围的资源网络共享。”

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认为，中国的信用机构缺乏训练有素的人员，而且当地的系统中缺乏或少有反诈骗功能，外部的审计与内控系统不完整且不能协调工作，个人收入记录很容易被任意篡改，信用级别服务也很不成熟，特别是银行不能实现信息共享，从而不能得到全面真实的个人信用记录，以及资产拍卖等真实情况报告。

“按照银行卡运营标准，中国的银行‘基本不是国际水平’，许多银行并没有将为客户服务当成首要任务。”国外媒体如是评论。此外，近来在银行间针对消费者借贷的争夺也受到诟病，虚假金融文件和其他欺诈问题严重。同时，追索产权权益缺乏手段与法律依据和执行威力，附带着又产生出大量的消费贷款坏账。“总之，中国十分缺乏保障投资回报的信息采集分析评估系统。”

缺乏法律认同与执行力度

对于合同法的认知度低，个人破产法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些对于在中国经营银行卡业务的外资金融机构来说无疑是一大挑战。签署个人借贷合同并保证这个法律合同的执行力度，是银行卡提供商成功运营的基础与保障。借贷文件基于合同法规，贷款商或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个人签订的债务支付合约，其有效性完全仰仗法律的认可与环境，以及社会执行条约的能力与威力。失去这样的基础与平台，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就意味着缺乏游戏规则与保障，因而运营风险性极高。

谈到个人破产法，个人破产的问题还没有被形成法律文件，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面临着相当的障碍。中国目前尚在争论“是否有必要出台”个人破产法，理由是“尽管住房、汽车等消费贷款的债务人和个人经营投资者多属中高收入阶层，但其中一些人的收入和经营幷不稳定，一旦出现经济波动，很可能会引发资不抵债现象。如果没有明确的处置办法，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

这个法律要求对个人犯罪欺诈做严格的背景调查，既需要有清盘知识解决破产问题，同时又不能侵犯个人基本生存权益。中国的有关专家认为：个人破产需要有完善的物权制度，以界定破产财产和破产债权的范围，然而中国现在的物权制度还不完备；此外，中国个人信用体制不健全，立法部门担心会有人利用破产程序逃避债务。

即使在美国，金融机构也面临着法律困惑。美国1978年制定的个人破产法，着眼点强调破产后的重整，为破产人提供了较多庇护。由于对申请破产人比较有利，连年以来，美国个人破产总数一再创记录。这个法律，令申请破产者理直气壮，而银行信用卡发卡等金融机构只能认赔。在美国，金融企业强烈要求实施新法，即提高申请破产的门槛，对申请破产者的所有财产做周密调查，要求“一旦破产债务归零”破产法将不再适用，即：即使破产申请批准，一旦破产者的经济状况好转，仍需偿还所欠债务。

除此之外，在中国由于法律系统欠缺，也使得信用卡风险控制、反欺诈、防范盗刷等功能丧失，因为无法认定双方的责任，也无法实施相应的处罚与惩罚等执法力度。

信用文化与客户结构

虽然信用卡已经在中国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但是与国外相比这里还是刚刚起步的新兴地区，与外资金融机构所期待的运营环境差距依然很大。“中国大众还是在缓慢地接受非现金支付的启蒙阶段，离整个市场全面应用乃至信用社会与文化的建立，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保守的借贷传统。“中国人要为今后攒钱，他们对于借贷的需求大至为4种情况：紧急事件、短期消费、长期花费与投资。目前多为短期消费之用，表现为人们只拆借很少的款项。”中国人借贷意识较低，存钱的比例却很高，达到45%左右。特别是中老年人，从前人们经常得到的忠告是：不要借钱也不要借给别人钱。社会上现金交易仍然占主导地位。

令外资金融机构感到困扰的是，尽管赢取潜在客户并非难事，但是要留住客户却很难。相比欧美客户，中国客户的忠诚度很低，他们转移银行卡十分随便。此外许多客户也属于“非效益型”客户，所谓“效益型”信用卡客户应当是既有消费愿望，又有支付能力，而且还要常常需要借贷支付余额的持卡人。但是目前的数据显示大多数中国持卡人都不属于这种效益型，他们少有借贷，数据表明85%的客户总是支付全部结单金额。

除此客户烦恼之外，缺乏本地金融网络也是外资卡商们一大竞争制约。本地银行不仅有周密的服务网络，客户能方便地使用银行卡服务，同时本地银行凭借他们与大型零售企业的关系，还时常可以现场办公，客户更愿意和这些他们熟悉的本地银行签署银行卡使用协议。外资金融机构因此感到压力重重。

另外，信用卡透支作为贷款业务一时还很难为多数国民接受，一些客户从信用卡中支取现金，合同中虽已明确告诫持卡人将支付高额手续费，持卡人使用时并不在意，但发现账单收费之后，便通常会认定是银行的“骗局”。这一点令很多外资金融机构感到紧张。

美国的信用评级可以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商业活动，从租房到购车到购房，信用堪称他们个人财产的一部分，信用也是个人成功的一种标志。当信用出现问题时，他们的整个生活乃至日常活动都将受到限制，比如7年不得享受以往的生活水平，或处于一种“监视居住” 的环境中，直到他们重新修补个人信用记录。信用文化和信用体系的建立在中国还需要一个漫长过程。

银行卡目前仍不能全部为零售商接受，“甚至在很多公共场合如车站、机场大厅也经常限制银行卡的使用，现金总是人们更加信任的支付方式和真正的财富。某君在机场看到一女士带着一箱现金，如同电影中毒品交易镜头一般购买机票，令人惊奇的是在场的人们见怪不怪，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同样在网上预订机票，送票时却要支付现金。这种对银行卡的不接受或低程度接受还将继续影响或限制银行卡在中国的普及使用。”（于葵/当代金融家）